第二，《史记》所创造的“互见法”，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。所谓“互见法”，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以其本传为主;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。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，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，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，而为了使整部《史记》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。
第三，《史记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，具有数量众多、类型丰富、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。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。其中写的比较成功、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有项羽、刘邦、张良、韩信、李斯、屈原、孙武、荆轲等近百个。《史记》将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，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。
第四，《史记》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。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，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，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，叙事语言精炼简洁、人物语言个性化。
《史记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：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，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;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;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，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;他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影响。
(二)两汉其他散文
1.班固的《汉书》
班固(32—92)，字孟坚，今陕西咸阳人。其父班彪写有《史记后传》65篇。父亲死后，班固继承父业，以《史记》的汉代部分和《史记后传》为基础编撰《汉书》，历时二十年。《汉书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(只写一个朝代)著作。其体例基本上承袭《史记》，只是改“书”为“志”，创“刑法”、“五行”、“地理”、“艺文”四志，并将“世家”取消，与“列传”合在一起，统称“传”，使《汉书》形成一种新的面貌。《汉书》共有十二纪、八表、十志、七十传。共 100 篇。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。
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。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，如《霍光传》、《朱买臣传》、《东方朔传》，都是公认的名篇。特别是《苏武传》，并不逊色于《史记》。苏武出使匈奴，被扣留十九年，但他坚持斗争，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，不为劝降而动心，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，感人至深。另外，《汉书》的语言风格与《史记》相比，对照鲜明，它显得典雅古奥，比较艰深。
2.汉代的政论文
西汉前期作家，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，胸怀雄心壮志，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。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，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，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。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。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，最著名的是《过秦论》。此文分上、中、下三篇。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，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，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，结果自取灭亡。秦国可谓天下无敌，然而它“仁义不施”，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，反差十分强烈。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，暴虐无道，以致失去民心，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。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，他的名篇《论贵粟疏》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，作了更集中、更详尽的发挥，切合当时实际。
(三)汉代乐府诗歌
1.乐府机构和乐府诗
“乐府”一词，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。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。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“歌诗”，这种“歌诗”在魏晋以后也称为“乐府”。同时，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，有合乐有不合乐的，也一概称为“乐府”。以“乐府”为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名称，约始于秦代。汉武帝时，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展，其中“采诗”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赵、代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薄厚云。”这类诗歌源自民间，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，习惯上称为“乐府民歌”。从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中，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。所谓汉乐府诗歌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。
2.汉乐府民歌的内容及艺术特色
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虽不多，但内容广泛，尤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感之作。诸如民众的悲惨生活，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，封建官僚的无耻，家长制的罪恶，爱情的坚贞，弃妇的痛苦等。《十五从军行》写一老兵，十五从军，八十才归，性命苟全了，但家园破败，亲人凋零，不胜悲苦。《上邪》的爱情誓词是：海枯石烂，真爱不变。《陌上桑》中，罗敷美貌动人，有勇有谋。反之，“使君”则好色、贪婪、霸气十足。通过汉乐府民歌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，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，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，它继承并发扬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精神。《陌上桑》与《孔雀东南飞》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，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。
《陌上桑》又名《艳歌罗敷行》(见于《宋书·乐志》)，或《日出东南隅》(见于南朝徐陵的《玉台新咏》)。它写一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，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，正逢一个“使君”经过，问罗敷是否愿意与他同乘，罗敷断然拒绝，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番。《孔雀东南飞》是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的别名，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，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。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，焦仲卿与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刘兰芝貌美贤淑，勤于家务，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，婆媳关系颇为紧张。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，处境尴尬，最后因母命难违，劝说妻子暂回娘家。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，逼她再嫁，她只得以死相抵，“举身赴清池”。焦仲卿闻此消息，幡然醒悟，也“自挂东南枝”，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。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。其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：(1)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。有的采用对话形式，如《陌上桑》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，《东门行》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，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、勇敢、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。(2)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。汉乐府民歌一般都是口语化的，同时还饱含着感情，饱含着人民的爱憎，即使是叙事诗，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，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(3)形式的自由和多样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以及杂言种种，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。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、句法，长短随意，整散不拘。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，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《诗经》古老的四言体，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，有浪漫主义色彩。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，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，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。如抒情小诗《上邪》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，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。
(四)汉赋
1.枚乘的《七发》《七发》是一篇讽喻作品，揭露了贵族子弟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。在这篇赋里，作者假设楚太子有病，吴客前来问疾，在主客的问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见解。赋中以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宫苑、田猎、观涛为题，反复申说纵情享乐、荒淫无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，只有听从圣贤的“要言妙道”，才能消灾祛病。此赋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各类事物，词采华丽，想象丰富，寓讽喻于其中。此赋问世后，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，文坛仿作者很多，有时以主客问答形式、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的赋体文章几乎蔚成风气，“七体”几乎成为文章形式中的一个门类。
2.司马相如的赋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，他的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最为著名。《子虚赋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，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;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、物产丰富。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，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，伟貌奇观，光华璀璨，使人如临其境。《上林赋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，以压倒齐楚两国，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。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，描写细腻，辞藻华丽，结构谨严，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，卓绝汉代。
(五)文人五言诗
1.五言诗的产生
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，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，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。班固的《咏史》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，当然此诗尚不成熟，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。自此以后，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，如张衡的《同声歌》、秦嘉的《赠妇诗》，辛延年的《羽林郎》等。《羽林郎》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，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。诗中的少女胡姬，貌美若仙，又坚贞纯洁;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。此诗与乐府民歌《陌上桑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。
2.《古诗十九首》
《古诗十九首》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。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，其作者不明，后人泛称为“古诗”。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，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《文选》，后人遂以“古诗十九首”称呼它们。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，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。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抒写相思之情，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。如《行行重行行》一诗，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。首先追叙初别，次说路远难会，再述相思之苦，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。又如《迢迢牵牛星》一诗，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，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。此外，也有表现生命短促，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。如《生年不满百》等。其他如对功名不就、宦海失意，身居贫贱、世态炎凉，人情淡薄、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。
《古诗十九首》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。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，毫不矫饰，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，达到情景相生、情趣天成的境界。其次，《古诗十九首》善于运用比兴手法，衬映烘托，着墨不多，而言近旨远，语短情长，含蓄蕴藉，余味无穷。另外它的语言朴素明快、不假雕琢、精练生动、耐人咀嚼，有高度的概括力。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，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